古绛溯源
探秘：晋国称霸160年
山西省简称“晋”，足以说明晋国是山西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在长达294年春秋时期（前770～476），诸侯林立，群雄逐鹿，战事纷呈，世事跌宕。其间，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王（见《史记》）“春秋五霸”相继登场，主持霸业。按时间顺序排列，最早称霸的齐桓公仅限于生前的36年，薨时因未选好接班人而导致国家内乱，几个公子置父君遗体于不顾，互相争位，数月未下葬，蛆虫爬满尸床。第二位霸主宋襄公，齐桓公薨后，企图乘机称霸，被楚国打败遭掳，次年带领军队讨伐郑国，在泓水与楚国交战，因楚军渡河未进攻而坐失良机，惨败于楚军，有其心而无其实。第四位霸主秦穆公虽然雄心勃勃，屡次兴兵，但势力范围始终未越过黄河，只好把主要精力放到函谷关以西一带，“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称充其量称霸西戎十余年。第五位霸主楚庄王乘晋国中军将郤缺死之际，暂胜晋国，出现了“晋楚共霸”局面，未过几年，晋悼公当政，楚庄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晋国迅速崛起，重现霸业，含恨而薨。而称霸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属晋国。自前632年晋文公指挥城濮大战、消灭楚军，被周襄王策命为“侯伯（霸主）”，“定天子之位，成尊名于天下”，至晋出公二年（前473），周元王命勾践为“伯”，历襄、灵、成、景、厉、悼、平、昭、顷、定、出11位国君，时间长达160年。
作为霸主国家，晋国忠实履行周王室赋予的“霸主”权力，为保持王室权威、维护政治秩序，捍卫社会正义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晋国称霸期间，数次调停周王室内部和诸侯之间的龃龉和矛盾，召集齐、鲁、宋、卫、郑、曹、杞等10多个诸侯国会盟35次，组织各诸侯国联军征讨王室叛乱、不守盟约或侵犯他国的诸侯国或异族20余次，演绎出“城濮大战”、“鞍之战”、“麻遂之战”、“鄢陵大捷”、“车辕之役”等一帧帧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主宰春秋时期55%的时光。难怪我国第一部记事体史书《左传》记载晋国事件占全书五分之一多；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国语》记载的243篇史实中，《晋语》竟达127篇；我国5000条成语中，源于晋国的竟达上千条。
笔者参阅《左传》《国语》《史记》《晋国通史》等传世典籍，以考古成果为佐证，对晋国称霸的原因进行探密。
扩张疆域 壮大实力
晋国为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给其弟唐叔虞的诸侯，初时“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史记·晋世家），后叔虞子燮父改唐为晋，据考证，当时晋国的疆域仅为现在的绛县、曲沃、翼城、侯马、襄汾一带，四面均为异族所据。直到第19位国君献公当政后，修筑绛城、扩疆拓域，史称“并国十七、服国二十八”，其子文公励精图治，出兵勤王、城濮大战、践土会盟，使晋国疆域进一步扩张，后景、悼等国君当政时，版图又有所拓展。据李尚师先生《晋国通史》记载，晋国称霸晚期，疆域包括今山西省的绝大部分；今河北省西、中、南大部，北起蔚县的代王城，向南而有完县、向东的河间县、晋县，再往南直到山东省西端的冠县、山东与河南交界的范县；河南省黄河以北的绝大部分以及黄河以南的豫西北部及黄河南岸的偃师等地，大约东北从周王室居住的洛阳向西南的伊川、汝州、平顶山往西直到淅川县西南丹江之南一线；陕西省大约包括陕南商州东部的武关、秦岭以北的华县、大荔、澄城、韩城，向北至龙门一线以东到黄河的一长条地区；另外，还包括山东省西北端冠县一线以西的一小部分，疆域范围至少相当于现在山西省国土面积的2.5倍，南北长约800余公里，东西约宽500余公里，总面积40万平方千米，除楚国外，为春秋时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为晋国称霸提供了先决条件。嗣后，在战国七雄中，由晋国分出的赵、魏、韩占其三。
推行改革 发展经济
晋国称霸后，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扶摇直上，“晋国，天下莫强焉”，成为公认的超级大国。究其因，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推行改革，发展生产。晋文公根据长期流亡中对各国实地考察而积累的治国经验，开改革之先河，实行“弃债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生”（《国语·晋语四》）一系列改革实施，建立起“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的社会分工秩序，很快取得“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四》）的效果，为晋国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开辟出坦途。历代国君步其后尘，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发展生产，使晋国在农业、畜牧、冶炼、营建、制革、车船制造、纺织、制陶、酿酒、等方面均得到长足发展，远远处于全国前列。二是依托资源，聚集财富。晋国境内富蕴食盐、煤炭、铜铁、蚕桑等丰富的资源，晋国主政者充分认识到其价值所在，实行垄断经营，源源不断地获取天下财富。以人类生活必需品食盐为例，晋国境内的河东盐池是几十万年前天然生成的内陆盐湖，远古时，黄帝与蚩尤为争夺盐湖曾发生大战，尧舜禹曾在附近建都，晋国便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食盐资源，委派官吏，组织生产，开辟盐道，换回大量钱财。载，晋国的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国语·晋语》）经济强而百业兴，为晋国修筑巩固边疆、招募军队、发展武备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扩充军队 彰显霸气
军队是国家强盛与否最重要标志，谁拥有强大的军队，谁就有话语权。周王室规定，诸侯国只允许建立一军（约12500人），但随着王室削弱，诸侯中的强国谮越规定，扩充军队，齐、楚、秦等国之所以能够称霸，主要原因就是有较强的军队。献公为了向外扩张，于十六年（前661），在原一军的基础上始“作二军”，凭借武力，先后灭掉霍、耿、魏、俪戎、虢、虞、倗、霸等国，一跃成为北方强国。文公当政第二年（前635），率“二军”开赴中原勤王，平息了王子带乱，从而获得周襄王赏赐的“南阳八邑”，把晋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原。四年（前633），晋国在二军的基础上，“作三军”“蒐于被庐”实行军政合一，任命上、中、下三军将佐为执政掌国政的“卿”。次年，文公亲率三军南下中原救宋，在攻占曹、卫两国的基础上，“退避三舍”，诱敌深入，在城濮（今河南濮阳县东南）与楚军决战，一举消灭了当时天下最强大的楚军，一战而称霸天下。同年，在“二行”基础上做“三行”以御戎。八年（前629）秋，文公又“蒐于清原（今闻喜县）”改“三行”为上、下新军。景公十二年（前588），景公为巩固霸主国家地位，“作六军”，使晋军成为编制最大、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劲旅。相关史料显示，晋国军队不仅数量多，而且装备先进，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常规武器——兵车千乘以上，且兵卒待遇丰厚，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斗中所向披靡，查相关史料，除邲、栎之战外，少有败绩，胜仗占90%左右。如“崤之战”，前627年，秦军乘文公刚薨，兵发中原，袭郑灭滑，襄公听从元帅先轸力谏，率兵在秦军返回的必经之崤山设伏，以极小的代价消灭了秦军，活捉其孟视明等“三帅”，使秦军一蹶不振。
惟才是举 治国有道
人才是事业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自文公始，晋国取消公族，不拘一格降人才，各类拔尖人才像一颗颗璀璨的亮星熠熠生辉在历史的天空，保障了晋国的长治久“霸”。文公起用狐偃、赵衰、介之推等贤士谋臣，在外流亡19年，历尽磨难，回国为君，开创了一代霸业。当政期间，为进军中原，起用满腹经纶的郤谷为帅，救宋途中，郤谷因病而亡，文公破格越四级提拔下军佐先轸为主帅，先轸不负众望，指挥“城濮大战”，一举消灭楚军。又不计前嫌，起用罪臣郤芮德才兼备的儿子郤缺。灵公时，郤缺先被任为上军主将，后取代赵盾升为正卿。之后的国君大都仿效文公。“惟才是举”成为晋国当政者的基本国策和传统习惯，平公十四年（前544），悼公夫人宴请为其娘家修筑杞城的民工，官吏们看见来自绛县的老者，好奇地问他的年龄，那位老者以甲子纪年法答之，在场的人均算不出他的年纪，后询问朝里的乐师师旷，才知道对方活了73岁，正卿赵武知得知此事后，佩服其学识，诚恳地聘请他为绛县师（见《左传·襄公三十年》）。
海纳百川 锦上添花
晋国称霸后，成为天下的实际领导者，人流、物流、信息自然向晋国流动，为本来就非常殷实的晋国经济锦上添花，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收取纳贡。李尚师先生所著的《晋国通史》记载：“平公九年（前548），晋国因历来对各诸侯剥削太重，接受郑子产的建议，减轻各国的负担。”从这一事件中，可以洞悉到，晋国称霸后，各诸侯国必须每年例行为晋国缴纳一定数量的钱财，受晋国领导的有齐、秦、宋、卫、陈、蔡、郑、许、曹、杞等10多个诸侯国，这些进贡的钱财加在一起，应该非常可观。二是讨伐所得。晋国称霸期间，组织联军讨伐诸侯国20多次，每次取胜后，被讨伐者为求谅解，不得不倾其所有献给晋国，促使晋国的经济更加强盛。
作者简历：刘玉栋，男，绛县退休干部，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绛县作家协会副主席，《绛山》杂志主编，新闻记者职称。从事地方新闻写作30余年，发表各类新闻稿件1800余篇，文学作品百余篇，著有长篇小说《古绛春秋》《晋文公》《探花府》《河东大盐商》等多部。
晋公网安备 14082602000027号